大禹建立了夏朝配资方式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的王朝，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，那就是夏朝虽然是第一个继承王位的朝代，但它并非是最早的王权政治体制。在大禹建立夏朝之前，黄河流域就已经有了由尧帝的唐国（陶唐氏）和舜帝的虞国（有虞氏）统领的庞大政权。
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，尧舜时期曾经发生过许多重要的战争。例如，“尧战于丹水之浦，以服南蛮”，“流共工于幽陵，放驩兜于崇山，迁三苗于三危”等等。这些战事表明，尧舜领导下的方国联盟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还具备了地区性核心的政治影响力。因此，当夏后氏这一新兴势力想要取代有虞氏，成为新的天下之主时，就面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交接问题。
展开剩余82%正如荀子在《荀子》中所言：“天子者，势位至尊，无敌于天下，夫有谁与让矣？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天子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，天下无敌，谁能自愿放弃这一位置呢？这意味着，尧舜所谓的“禅让”并非完全如传统所述。
在大禹继位之前，天下的形势是怎样的呢？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，夏朝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建立，而在此之前，山西南部的临汾一带就已经存在了一个强大的政权——唐虞政权，这一政权的文化遗址便是陶寺古城。陶寺古城的历史跨度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900年，前后大约400年，其中有100多年时间处于夏纪年范围之内。
陶寺古城的考古学证据表明，尧舜并非是单指某一位帝王，而是分别代表陶唐氏和有虞氏每代的最高首领称谓。因此，尧舜拥有较长的寿命并不难理解。陶寺的文化分期从早期（公元前2300—前2100年）、中期（公元前2100—前2000年）到晚期（公元前2000—前1900年），在不同的时期，陶寺的政治、文化及建筑都有了显著变化。
在陶寺的早期，它已经拥有了一个超过100万平方米的文化区域，并且建造了宫殿、手工业作坊以及象征帝王权力的天文观测台，这些遗址表明当时的统治者应该是尧帝陶唐氏。到了中期，陶寺逐渐受到晋西南和豫西地区有虞氏的文化影响，宫殿规模进一步扩大，并且王族墓地发生了变化，随葬礼器的材质也由木器、陶器转变为玉器。
从考古学的角度看，陶寺早期和中期的王族发生了变化，但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上层贵族群体，普通百姓并未发生大幅度的变动。即使如此，陶寺依旧保持着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地位，继续领导着包括夏后氏在内的广袤地带的氏族部落，这也与文献记载中的“舜继尧位”相吻合。
直到陶寺晚期（公元前2000年），王权发生了第二次交替。夏后氏崛起，陶寺则变成了夏王朝的附属城邑。从陶寺晚期的考古遗址可以看到，这次的王权交接并不像早期那样平静。
从文献的记载来看，舜帝的权力交接方式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来自儒家和墨家的记载，认为舜帝和平地将权力禅让给了大禹，称赞唐虞之道的“禅而不专”；而另一种则来自法家的记载，认为禹强迫舜将权力交给他，甚至提到“禹逼舜，人臣弑其君”。
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，陶寺晚期的大规模墓葬被有组织地破坏，所有王族墓葬中的尸骨、随葬品被随意丢弃，甚至出现了用工具劈砸尸骨的现象。这些暴力行为表明，陶寺晚期的社会经历了外部的巨大冲击。陶寺晚期的这些破坏行为和后来的商周文化的破坏行为极为相似。
从这些考古证据来看，陶寺晚期的暴力入侵可能与大禹的夏后氏有关。虽然我们无法确认具体的侵略者是哪个部落，但有证据显示，可能是商周族群与大禹结盟后对陶寺的王族进行了报复性打击。
此外，根据陶寺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，使用陶鬲的族群可能与商周文化的发源地有关。陶鬲作为商文化的标志性器物，出现在陶寺晚期的遗址中，这可能表明陶寺的破坏者与商周族群有着更深的渊源。商周族群可能就是协助大禹征服陶寺、进而建立夏朝的政治盟友。
总结来说，夏朝的建立不仅仅是大禹一人的功劳，还离不开他的盟友们，特别是那些参与进攻陶寺并协助他建立新政权的族群。从考古学证据到文献记载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夏朝的建立过程中，政治、军事和文化的交织与变化，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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